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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当前的位置 : 中国张掖网 >> 印象 >> 文化 河西走廊的古长城 来源:甘肃日报    0 人参与互动 2019年12月25日 14:32

汉明烽燧山丹遗址

修复后的硖口古城过街楼

河西走廊长城遗址

汉明长城山丹段

       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,聚落城垣已不能达到保卫整个部落安全的目的,这就迫切需要将聚落城垣连接起来,延伸为各诸侯国共同的城墙,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长城,便由此应运而生。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面对北方强悍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扰,秦朝采取的一项重大军事措施,就是把战国七雄的城墙全部连接在一起,这样在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版图上,一条伟大的万里长城便出现了。

  西汉元狩二年(公元前112年),最早修筑河西长城“令居塞”700多公里。明王朝更加重视长城修筑,河西共修筑长城近千公里。迄今山丹县境内的汉明长城、烽燧、列障,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长城,被专家誉为“露天长城博物馆”。

  阔塞列障汉长城

  汉朝初年,匈奴再度强盛起来,不断侵扰北方。匈奴骑兵以运动和速度见长,他们像草原上的旋风一样来去神速。但长城的出现,成为一条牢固的绊马索,有力地减缓并削弱了骑兵的进攻速度和能力,使骑兵的优势迅速变成了劣势,在古代战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军事意义。

  汉武帝时期,汉庭于建元二年(公元前139年)和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两次遣张骞凿空丝绸之路,并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。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,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两次长途奔袭,进攻匈奴右郡河西地区,采取大迂回战术,经居延攻打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,从此匈奴节节溃散,败走漠北,只留下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”的挽歌。

  为巩固胜利果实,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西北边陲长治久安,汉武帝于公元前120年任路博德为强弩将军,驻守河西始筑河西长城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:“汉始筑令居以西,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。”后汉书《西羌传》载:“及武帝征伐四夷,开地广境,北却匈奴,西逐诸羌,乃度河湟筑令居塞。初开河西,列置四郡,通道玉门,隔绝羌胡,使南北不得交关,于是障、塞、亭、燧出长城外数千里。”

  河西汉长城共分三段筑成,东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,史称“令居塞”,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,向西北绕过民勤县北部,西过永昌、山丹、张掖之北,经过东山寺口子、人宗口、加岭墩等地,越临泽、高台,而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。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,东起金塔县境,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。西段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,东起玉门关,西沿疏勒河向西,经哈拉湖到达盐泽(今新疆罗布泊)。

  汉长城修筑以“察地形、依险阻、坚壁垒、远望侯”为原则,根据当时河西地理条件,勘测线路,因地制宜,因陋就简,就地取材。河西令居塞,大致沿龙首山、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,逢山掘崖逢河劈岸逢原挖塞,分段开挖“阔塞”(宽而深的壕沟),铺设“天田”(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),并辅以军事坞堡、报警烽燧、交通驿站和保障粮囤。整条长城以壕沟代替墙垣,全线由壕沟、山崖石壁、自然河岸和故城、坞堡、墩台、亭堠等列障构成,形成了塞防天堑,要隘守关,墩堠相望,烽火示警的防御体系。

  汉塞、列障除了军事防御和保护丝路畅通,在保护河西屯田开发中,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虽年代久远,迄今仍清晰可见。但是,在中国历史上,为了修筑长城,不知使多少劳动人民流血流汗,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。汉朝陈琳诗《饮马长城窟》:“生男慎莫举,生女哺用脯,君独不见长城下,死人骸骨相撑柱。”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修筑长城之苦的真实写照。

  铜墙铁关明长城

  是苍翠巍峨的焉支山,两山相峙恰如咽喉,定羌庙处于咽喉要道扼控甘凉。据清道光十五年《山丹县志》载:明隆庆五年重修定羌庙驿,万历三十八年平羌将军张臣重建并悬匾。现遗址内有汉灰陶残片,有古井、房址和列障遗迹。从这些史料来看,定羌庙铺从汉代至清代都是兵家防守的重要关隘。清代诗人谢历途经定羌庙有诗云:“定羌古戍独登楼,临眺无端怅远游,烟雨一天凭对酒,英雄千古几封侯?塞鸿飘渺长空远,羌管悠扬野草秋,为问汉家教射客,到今何用姓名留。”

  自定羌庙过泽索谷至硖口驿古城,群峰环抱石壁相对,惟泽索谷天开一线,内有乱石古道和饮水古井,是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孔道。谷中石壁上镌刻“锁控金川”四字,汉明长城山丹段汉明长城山丹段落款为“大明嘉靖三十一载四月吉旦,刑部郎中恤全陕前左给事中鄢陵陈棐”。这些遗迹,真实地反映了硖口关泽索谷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要险。

  在山丹驿城北约10公里处,长城有烽燧叫做“暗门墩”,该墩筑于隆庆年间,缘于“隆庆议和”。暗门墩是一座在已有城墙上新增筑并开有暗门的随墙墩,也是一座官方正式允许蒙古族自由出入山丹,同山丹开展贸易互市的标志性建筑。隆庆四年(1570年),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结束军事对立,达成长城沿线开辟十一处市场,允许蒙古族各种游牧产品,与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公平交换的议和条约,暗门墩市场就是其中之一。暗门墩互市的开设,不仅开通了山丹与蒙古之间长期的贸易往来,促进了双方友好交流和经济发展,而且确保了河西长城沿线的长期安定。

  明洪武五年(1372年),明太祖派三路大军北征,而主力军却受到挫败。朱元璋便采纳朱升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的建议,放弃武力统一草原诸部的措施,推行战略防御政策,不惜耗费巨大国力修筑长城,开始在北方实施设郡、军镇,筑城堡、立卫所、建关隘、置墩台的防戍部署。

  河西明长城主要修筑于嘉靖、隆庆和万历年间,以景泰县境内黄河西岸索桥堡为起点,由此西沿至古浪,以汉长城为基础,至武威双城乡附近,离开汉长城,至永昌县又与汉长城会合,至高台县罗城乡北,又与汉长城分开,经酒泉市鸳鸯池附近,再由酒泉下古城明沙窝怀茂乡入嘉峪关境内,经新城、野麻湾到嘉峪关,总长957公里。

  河西明长城在汉长城基础上依地形而建,汉长城在北,明长城南,两者并行延伸,相距一般在10-100米之间。明长城修筑就地取材黄土版筑,墙基宽4米、高5米,边墙顶上有巡道,宽1米多,供戍卒顺畅通行。明长城以厚而高的墙体结构为主,在选料用料、修筑质量、结构工艺及防范措施等方面,较汉长城都有较大改进和提高。陆地长城夯筑黄土修筑高墙貌若铜铸,城驿、关隘要地则改土筑为砖砌,或以条石、巨砖包成,生铁灌缝(如硖口驿古城,又叫“生铁城”),牢固无比,坚不可破,俗有“铜墙铁关”之称;山地长城建在陡峭的山梁上,并开采山石,凿成巨形石条,叠砌城墙,内填沙土,异常坚固;沙漠长城则用沙砾作主要材料,辅以红柳、芦苇或芨芨草,沙砾层厚约20厘米,柴草层厚约5厘米,层层交错相互黏结,以使城墙更加稳固。明长城与全国各地的城防、关隘、都司、卫所连在一起,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。

  明长城驿城、列障居守关隘要津,各种军事防御设施齐全。在今山丹县境内汉明长城、驿站古城、列障烽燧保存最为完好,被专家誉为“露天长城博物馆”。其中定羌庙(今绣花庙)驿、硖口驿、新河驿、山丹驿、东乐驿等,鱼贯相接各抱地势,守护着一方平安。

  烽燧墩堠报警信

  河西境内的汉明烽燧、墩堠星罗棋布,纵横交错地分布在长城内外岗峦、驿城制高点和堡寨田野附近,它既是古代驻防军队的观察哨所和军情警报的传送站,又是戍边移民的分界线和屯田守备清野的瞭望哨。其传递军情通讯的方式,各朝各代皆有定制,但各有不同,主要是燃烟、放火两种,另配有鼓、炮和可挂起来的标示物等。烽火台由吏卒日夜把守,一旦发生紧急军情,白天放烟示警称为“烽”,晚上点火示警称为“燧”,也有在白天晴朗天气时,高悬鲜艳彩色布物,以示警报信者,称为“举表”,烽燧、举表以特别规制,提供警报或请求救援。

  河西境内现存烽燧、墩堠约1000余座。东西走向多分布于长城内外的关隘、丝绸古道的堡寨村庄附近;南北走向多分布于焉支山、祁连山北麓和龙首山、合黎山、黑山南麓的辽阔田野和广袤草原。按其功用和类型主要分为兵墩和田墩,兵墩专司守望示警,防止敌人来犯;田墩用于守备清野和通讯联络。

  在今山丹县老军乡境内的丰城堡,有金山子烽燧及列障遗存。金山子烽燧筑于峰顶居高临下,东将焉支山北麓旷野尽收眼底,南将整座硖口古城军事防务一览无余,西可目送长城沿线丝绸古道直达新河驿,北可将无边无垠的花草滩草原坚壁清野。据高台长城烽燧出土的明代《兵守火炮号令》云:“发现敌十名以下,白天燃柴一堆,放炮一声,黑夜举火一把,放炮一声;发现敌十至百名,白天燃柴二堆,放炮二声,黑夜举火二把,放炮二声;发现敌百骑以上,白天燃柴三堆,放炮三声,黑夜举火三把,放炮三声;发现敌千骑以上,举火,放炮相连不断。”按照明代烽火制度规定:敌军一旦来犯,最先发现敌情的烽墩,立即施放烟火,临墩望见也放烟火,这样一墩接一墩,一直传到指挥机关;指挥机关得到情报,立即作好战斗准备,调兵遣将支援一线守军;居民也要立刻进入堡寨躲避。如遇大队敌军进攻,烽火要一直传到朝廷。如此看来,明代河西境内烽火制度不仅十分严格,而且十分完备。

  徙民实边保安定

  西汉时期,在修筑长城塞堑加强防御的同时,大量调遣士卒,增筑堡垒,修造烽台,迁徙移民,设置村堡,屯垦实边,并于祁连山北麓大马营一带,筑造屯马墩、屯田墩,设置马苑养育良马。到明太祖朱元璋时,明庭一方面维修汉塞关隘,新建长城、烽燧,使河西境内“五里一墩,十里一堡”,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河西宽闲之地,大力推行迁徙移民、屯田实边、开辟田亩、兴修水利、减轻徭役、增殖户口等方略,按照“四口之家留一,六口之家留二,八口之家留三”的比例颁诏迁令,疏散稠密人口。

  河西对移民进行挑选,移民户籍与军队编为一体,家家除余丁须有正军一名,而且祖孙袭承。迁徙移民为了生存,只得开荒产粮屯田土地。境内正军耕种的军屯和余丁耕种的民屯,对河西屯田业的发展发挥了开发性作用。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,洪武初实行军屯、民屯,“其制:移民就宽乡、或召募、或罪徙者为‘民屯’,皆领之有司,而军屯则领之卫所。边地三分守城,七分屯种,内地二分守城,八分屯种。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,给耕牛农具,教树植。”《甘镇志》载:嘉靖间,都御史杨博为保障军屯、民屯生产之安全,防御来扰之敌掠劫,在山丹卫令筑“屯庄墩五十九座”,由住堡寨中屯民“一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,每墩设一总甲提调。墩成,编集近民更迭望,若警报一至,大城四路,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,即敛生畜屯据本墩,庶聚甚速,清野甚易。”当时建制有章,管理有序。据《甘州府志》载:“每大堡设屯长一人,屯副一人,小堡设屯长一人”。由于民屯的快速发展,《甘镇志·岁计》载,山丹卫洪武中有户6363,人口12720,可谓盛众。

  由于历史上徙民实边、屯民联防措施的实施,内地移民对河西的开发,增进了民族融合,促进了农牧生产,固守了西部边寨,确保了长城沿线安定,保障了古丝绸之路的畅通,使河西出现了“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,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”的繁荣昌盛景象。

  物换星移,时更代革,公元十七世纪,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劳役停止了,长城军事防御的历史使命结束了。两千多年来,万里长城的修筑,给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,是十分深重和沉痛的。但是万里长城在中国历史上,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族交融、文化交流、中西方交通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,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深远的。(林茂森)

 

 

编辑: 邢琪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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